集采下的中药饮片行业困境：有企业“亏两千万”保市场
第二轮全国中药饮片集采于近日收官。本轮集采在规则设计之初即明确“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的原则。但部分企业反馈，实际降价压力较首轮不降反增。
8月，全国中药饮片联盟采购办公室公布第二轮集采中选结果。该项全国性集采由山东省医保局牵头，首轮纳入45个品种，本轮新增41个品种。据受访企业人士介绍，两轮集采已覆盖绝大多数临床常用饮片，预计占据医疗机构采购种类的六成左右。
和化药不同，中药饮片上游原料兼具道地性与 农产品 属性，产量与价格易受气候、种植周期等因素扰动。与此同时，现行的药品质量追溯体系往往难以穿透至中药材进入炮制加工环节前的 农业种植 阶段。在2024年首轮全国性集采启动后，2025年已有多家企业因质量、供应问题被取消集采中选资格。
本轮集采对此在机制设计上作出多维优化：除将产能纳入企业申报要求、强化信用惩戒外，还加大了对医疗机构报量、GAP（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基地等 综合 评分倾斜。
但多名受访企业人士认为，集采规则中“企业 综合 实力”的考量主要作用于入围筛选阶段；一旦获得“入场券”，竞价环节实质上回归价格博弈。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当前中药材多处于周期性低位。部分企业据此给出的集采报价，一方面可能难以反映产业链合理毛利水平，另一方面可能覆盖采购周期内可能出现的成本反弹，价格倒挂风险持续累积。叠加部分中标企业规模偏小、抗风险能力偏弱，其在“断供触发信用惩戒”与“履约面临亏损”之间形成两难，行业整体供应稳定性仍面临现实挑战。
竞价“更卷”
在复盘第二轮全国中药饮片集采时，四川某中药饮片企业总经理孟兵（化名）认为，中标企业的“橄榄型”特征开始显现。
“这一次共计1140家企业报名，经过资格审查、报价、入围、再报价、拟中选、样品提交等多道关卡之后，最终776家正式中选，整体中选率约68%。其中，中选2-20个品种的企业占比近半壁江山，也有37家企业（5%）实现了满额中选。”孟兵告诉第一财经。
在他看来，部分企业甘愿承受极低报价甚至预判亏损也要力保全品种中选，其背后核心逻辑是通过集采规则，更好开拓院内市场。
根据《全国中药饮片采购联盟集中采购文件》，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的药品若在该医药机构所在地区的中选范围，且在同评审组中选价格由低至高排名、位次在中选企业总数前 40%的企业，该医药机构填报的对应约定采购量的 100%分配给该中选企业；排名不在前 40%范围的，该医药机构填报的约定采购量纳入待分配量。
“但实现全品种中选的企业，其规模未必占优。相比之下，部分原有市场份额较大的企业则采取了更为审慎的策略——主动放弃部分品种的竞价，仅在可承受的亏损范围内，保住院内市场的‘入场券’。”浙江某国有控股中药饮片企业负责人张鑫（化名）表示。
他告诉第一财经，今年该企业最终中选22个品种，预计在未来一个采购年度内“可能亏损一两千万元”。
张鑫的担忧在于，中小企业在竞价环节大幅拉低价格，但其后续的供应保障与质量管控能力存疑。集采遵循“稳临床”原则，医疗机构，尤其是三级 医院 在采购中仍具一定自主选择权。但一旦执行集采限价，原本放弃低价中标的企业或将被动承接保供压力。“第一轮集采落地后，就出现了这一现象。”
根据集采规则，中药饮片集采需经过 综合 评审、竞价报价两个环节，而非直接以报价高低决胜负。
孟兵和张鑫均提到，相较于首轮集采，此次集采在综合评审中显著强化了“质量”权重；然而，一旦进入竞价报价阶段，企业无论前期评审得分高低，均回归同一比价基准，实质上重回“低价竞争”的博弈格局。
相较于首轮集采，此次集采在综合评审阶段，“医疗机构报量集中度”的分值由30分提升至35分，与“报价指标”的分值占比等同。与此同时，“GAP基地”项和“追溯体系”项的分值均由10分增加至12分；
在竞价报价环节，评审组会首先基于首轮报价确认各品种的最高值。以此为上限，入围企业可以选择两种竞价方式：一是相较于首轮报价，第二轮报价降幅≥15%，获得拟中选资格；二是入围药品第二轮报价≤“同评审组第二轮报价算术平均值向下浮动一个标准差”和“最低申报价”二者中高值 1.2倍的，除第二轮报价最高的药品外，其他入围药品获得拟中选资格。
孟兵认为，第二种竞价方案实质上是评审组设定了一个价格“标准值”，入围企业无论首轮综合评审得分高低，只要报价落入该区间即可拟中选。优质企业期望获得合理溢价，但由于多数企业倾向于选择该方案以规避风险，为避免被排除在中选企业总分的前40%之外，进而丧失 医院 约定采购量优势，这些企业往往也被迫跟随。多重因素下，部分企业报价显著偏离行业预期，进而直接拉低了报价的中位数水平。
“经历两轮全国性联采，相关产品的全产品链利润空间被压缩至农本的1.3倍左右，传统的价格传导与利润分层体系面临冲击。”张鑫说。
据其测算，集采前，产业链利润分配相对清晰：种植端农本利润约25%，产地加工环节约15%，饮片炮制环节约15%，医疗机构则按规定享有25%的加成空间。
“中药材多源于 农产品 ，从农户种植、产地加工、饮片炮制到终端储运，产业链各环节均需保留合理的利润空间。”张鑫认为，中药饮片炮制工业化程度相对较低，且上游原料价格波动性大，难以遵循传统化药集采的降价逻辑——通过压缩流通环节的“水分”来降低医保采购成本。而居于产业链中端，中药饮片企业的“尴尬”之处在于，产业链前端的成本管控权并不掌握在他们手中，这导致企业陷入“终端集采降价”与“上游成本波动”的双重挤压。
更为复杂的情况则来自于进入医疗机构的“最后一公里”。
孟兵提到，首先， 医院 普遍偏好小包装饮片，但集采限价下这部分的企业刚性成本难以获得充分补偿。按行情，大小包装差价是10到15元一公斤，“但有的省份只给加5块，有的干脆不让加价”。这种地区间的政策差异，让企业很难做成本管理；其次，随着医保药品追溯码要求赋码至最小包装，即便零售渠道原本采用大包装供货，企业也不得不从源头进行拆零重组，在出厂时就按最小规格拆包赋码，这一连串的操作下来，成本自然就上去了。
“优质优价”的理想与现实
随着集采深入，中药饮片企业的生存压力不仅来自于集采中的竞价博弈，同样来自于更高标准的履约门槛。
孟兵注意到，相较于拟中选名单，正式中选名单的企业数由786家减少至776家，这意味着在样品提交环节淘汰了10家企业，“出局”企业中还包含2家拟中选品种数高达37个的“大户”。
“这要么是样品质量不达标，被技术审核‘卡住’；要么是行情变化、或战略调整导致企业主动放弃。”孟兵分析称。
与此同时，有业界统计数据显示：本轮中药饮片集采中，选货中选占比整体超过统货。根据集采规则，中药饮片按质量等级分为“统货”与“选货”两组竞价。选货因杂质与粉末含量更低、品质均一性更好，价格通常高于统货。
这一结构性变化折射出临床终端对高品质饮片的报量需求显著提升。“以浙江为例，当地医疗机构已普遍将采购标准锁定为选货。换言之，如果当地中药饮片企业集采中选的为统货，在当地市场可能陷入‘中选却无市’的窘境。”张鑫认为，市场偏好的转变叠加集采规则增加质量权重，倒逼中药饮片企业加速优化供应结构。
然而核心矛盾依然突出：更高的质量及履约能力的要求与更低的中选价格之间存在天然张力。
“中药饮片毕竟不同于标准化工业品。样品达标仅是‘敲门砖’，企业能否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实现长期、稳定地规模化供应，才是真正的考验。”张鑫说。
最大的风险仍来自于上游中药材价格和产能波动。
孟兵举了一个例子，麦冬是首轮全国中药饮片联采中的一个品种。集采时，麦冬每公斤70-80元。但在集采后履约期间，麦冬价格涨至每公斤160元左右，几近翻倍。在此背景下，部分企业选择主动弃供。
去年底，全国中药饮片联盟采购办公室通过监测有关省药监部门发布的监管公告信息发现，安徽、河南等地10家中药饮片企业无法履约。联采办随后将这些企业列入“违规名单”，暂停他们截至2027年5月25日参加联盟地区中药饮片集采资质。该联采办同时称，这些企业“涉及品种总体供应较为多元，各省均有20-40余家中选企业”。
为此，一方面，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加强中药 原料药 领域的反垄断执法，同时会同金融监管、中医药局等部门，打击因资金炒作等导致中药材价格大幅波动的行为。
另一方面，在此轮中药饮片集采之初，参与企业就被要求作出承诺——已充分考虑原材料来源、质量、价格波动等因素并承诺申报价不低于本企业该药品成本价。
然而，当中药材治理显效、市场进入周期性低位时，新的隐患随之产生。张鑫透露，部分企业在集采报价中，为将价格压至极限，参照当前的低价药材测算成本，表面上并未低于当期药品成本价。“但这一策略极为脆弱，”张鑫称，“一旦原料端价格出现波动，全年利润空间很可能被完全吞噬。”
业界的担忧还在于，中小企业违规成本偏低。例如，有企业违规受罚后通过变更主体、重新注册等方式“换壳”参与集采，削弱了惩戒机制的威慑力。
同时，中药材和中药饮片的质控标准正在收紧。但在标准切换的窗口阶段，追溯断点和新老库存衔接等问题可能会在集采压价之下，有所放大。